尼古拉斯·杜瓦爾 天津黑利伯瑞國際學校創始校長。墨爾本大學教育學博士,曾任澳大利亞堪培拉文法學校經濟學主任,澳大利亞墨爾本黑利伯瑞學院副校長、高中部校長。多年前開始在國內推廣中澳課程合作項目。
  訪談 澳洲教育
  尼古拉斯·杜瓦爾博士(Dr Nicholas Dwyer)現任天津黑利伯瑞國際學校校長。在過去的15年中,尼古拉斯·杜瓦爾博士一直致力於在中國公辦學校推廣澳洲的VCE課程,這段經歷也使他對中國教育更為瞭解。
  尼古拉斯·杜瓦爾坦言,與過去單純引進課程不同,創辦天津黑利伯瑞國際學校,借助澳大利亞本土的課程內容、課堂形式、優質師資和管理理念將系統引入中國,並與中國本土教育相結合,有利於使學生更為深刻地感受到西方教育理念,開拓學生的國際化視野。
  針對澳洲基礎教育的理念等問題,尼古拉斯·杜瓦爾博士日前接受了本報記者採訪。
  15年致力推廣政府課程VCE
  新京報:你為何會想到在中國建立一所學校?
  尼古拉斯·杜瓦爾:(以下簡稱尼古拉斯):我本人與中國公立學校接觸和交流已有15年,在這期間逐步將澳洲黑利伯瑞學校的課程、VCE課程介紹到中國學校。目前,中國每年約有200餘名學生通過VCE課程體系,考入到澳洲以及其他國家的大學,其中也包括一些世界知名高校。正由於長時間在中國的課程交流,使得澳方希望能將澳洲自己的課程、理念和精神,更為系統地介紹到中國,天津黑利伯瑞國際學校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的。
  新京報:你在中國推廣VCE課程長達15年。VCE課程,與目前留學市場中A-level、IB課程之間有什麼區別?
  尼古拉斯:IB課程內容設置比較寬泛,尤其是對學生英語的要求很高,特別是在寫作這一部分,要求相當高,所以對英語非母語的中國學生而言,難度很大;與IB課程對語言要求很高相比,A-level課程設置相對較窄,但對於非語言類的課程,如數學、物理、化學等學業水平要求較高;VCE課程雖然對語言也有要求,但對於英語為非母語的學生,包括中國學生,有一個優惠,即他們的英語考試試卷是專門設計的,不同於澳洲本國學生的試卷,但計分方式與本國試卷是一樣的。另外,還有一個優勢也是面向英語為非母語國家學生的:因為澳洲提倡多元文化,所以政府鼓勵學生學習外語,對於參加VCE考試的學生而言,如果他們參加了VCE組織的某一門外語考試(包括中文、法文、意大利文等)並通過的話,可以獲得10%的加分,這對中國學生而言是另一個優惠。
  需要說明的是,VCE課程不同於中國的高考,澳洲大學考察VCE課程水平時,50%是來自VCE課程的平時成績,包括綜合能力、技能水平等,另外50%才是一次性的考試成績。因此,相比中國高考,VCE課程的考試壓力並不是太大,而VCE課程也同時看重學生實踐、研究與處理難題的能力,註重對學生思考能力的培養。
  新京報:VCE考試中50%的成績來自於學校的平時成績,這會不會意味著學生一學年總是不停地在測試?
  尼古拉斯:平時成績包括日常測試,但並不僅僅是書面考試。以化學為例,在日常的考試中,實驗也是考核的重要內容,並占有一定分數。而考核中,實驗結果可能僅占據分數的30%至40%;而剩下的分數,可能取決於學生在實驗中的表現,如思考能力、操作技能、尋找材料的能力等,都會計入考核部分,並占有一定分數。因此,這種考核對於學生可能更公平,結果不好但過程很好的實驗,也可能會獲得肯定。
  新京報:VCE課程中相當比例的考試成績是由學校評定,學校如何保證自己作出的評定能夠得到大學的信任呢?
  尼古拉斯:這裡VCE的考試制度和評估制度全部與澳洲一致,VCE課程是一個政府課程,因此政府對於學校的考核也有一個嚴格的考核機制,澳洲教育部門和黑利伯瑞本校也會定期到天津學校考察和評估,因此才能保證VCE考試成績的真實有效。
  另外,VCE課程考試屬於政府課程,它的分數在其他一些國外學校也受到認可,如英國、美國以及加拿大和中國香港地區的大學。但如果用VCE課程去申請澳洲的大學,則可以避免再考托福和雅思,因為VCE課程的英語水平的考核已融入到考試中,無需再單獨進行語言考試,這可以說減少了很多學生在語言學習上花費的時間。
  “中國家長和學生越來越理性”
  新京報:澳洲教育中還有哪些與國內不同的優勢?
  尼古拉斯:澳洲教育系統中,還有一個比較大的特點,就是非常鼓勵和重視職業化教育,同時在制度設計上鼓勵學生選擇職業教育。相比英、美職業教育學校不太多的現實,澳洲的職業化教育學校很多,而且歷史悠久。因此,對於成績沒有達到本科學校的學生而言,也可以選擇一個相對折中的方式——就讀職業培訓學校。而進入職業培訓學校學習之後,仍然可以選擇再進入大學學習。而且,有些澳洲職業培訓學校,其學制與大學是相互承認的,例如有的學生可以先在職業學校就讀1年到2年,之後再經過考試,直接進入大學就讀大二或大三。
  新京報:在你看來,1999年的中國學生和家長,與2014年的中國學生和家長,對國際教育理念的理解,存在哪些差異和變化?
  尼古拉斯:應該說中國家長和學生越來越理性了,因為他們的選擇多了。在1999年及其前後,中國幾乎沒有什麼國際課程,很少有學校想到引進國際課程。我們和中國的公立學校談合作時,學校會有很多顧慮,有許多是制度上的限制。家長也不敢輕易將學生送過來。後來才逐步接受國際課程這個概念。這種發展源於家長和學生對國際教育的需求,中國的經濟發展了,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向世界,澳大利亞也將教育作為一個經濟產業,互相影響,相信美國、英國和加拿大也是一樣。現在的中國家長和學生很清楚他們需要什麼,這是進步。作為澳洲的學校,我們處於中澳教育交流的前沿,有責任幫助中國學生提高英語水平,教授他們主動學習和批判性思維的方法,還需要讓學生瞭解國際學術標準,更重要的是教育他們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,尊重別人,遵守制度和規則。
  尼古拉斯的理念是將澳大利亞的教學傳統移植到中國,保證學生獲得高質量的教育。
  採寫 新京報記者 王佳琳  (原標題:根植中澳課程,在中國“傳教”15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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